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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 Review: Jenny Hval – Apocalypse Girl

「 We’re at the end of history…Battle is over, and feminism is over and socialism’s over」。

偶然聽了Jenny Hval 專輯發售前的單曲〈The Battle is Over〉,我腦海總是對這句歌詞揮之不去。我一向不太喜歡主流自由派女性主義者的思想,個別(貴族菁英)女性在業界的冒起看似是女性平權的象徵,但實際是資產權貴利用女性主義平權的假象,去繼續執行,正名化男性主導統治階級的政治制度。貌似的女性社會地位冒起,恰恰掩沒了數千萬計的底下層的婦女仍然被歧視和奴役的事實。所以,我很期待這個挪威女性唱作歌手的專輯,會否在批判資本/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基礎上,發展一些新觀點。

終於,月頭Hval 在紐約廠牌 Scared Bones推出了個人等三張專輯《Apocalypse Girl》。很自然地,我也急不及待,打開了萬惡的 Spotify 試聽。這是Hval 離開家鄉廠牌Rune Grammofon的首張海外發表。如果要把新作和舊作《Innocence Is Kinky》相比,整體上雖然延續了對性别和身體的探索方向,但對比上作,Hval 在個人掙扎的切入角度和處理手法上,更為之尖銳和廣泛,有力地延伸成一份社會控訴,與及對性别的流動與自主的哲學考究。

首先,Hval是以第一人稱的寫作手法,表述她作為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性,對主流社會性別觀的觀察和感受。A面開首曲〈King Size〉是一首頗有詩意的Spoken Words 作品,「King Size」是床最大的尺寸,象徵了男性至高的控制地位,同時也暗喻女性在社會地位和性不可避免的聯繫。「 I beckon the cupcake, the huge capitalist clit」女性是要面對一種壓迫 ─ 主流社會要求女性去當一個烤焗「蛋糕」的主婦,與商品化女性的性器無異;次曲〈Take Care of Yourself〉延續了社會對女性的職業和性別定型的疑問。「Getting paid, getting laid, getting pregnant」的主流社會意識,到底算是「taking care of yourself」,還是成為了女性附和男性主導權的某種社會工具? 「Am I mothering myself?」這提及的「mothering」,在專輯中之後亦不時出現。Hval 提及過英瑪褒曼的《Persona 》是她的靈感之一,不難發現電影中很多主題,如女性身份、性開放和言語等,亦與Hval 專輯中的概念不謀而合。不過,Hval 對這些象徵意義的透析角度卻為之社會性。

當然,Hval 「兜售」的不是一份社會女性主義的政治綱領,她關心的,是捅破自由主義下所謂「經濟自由等於性別解放」的迷思。專輯回到了提及過的單曲〈The Battle is Over〉。開場白:「What is it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追問這個與性的掙扎。「Statistics and newspapers tell me I am unhappy and dying… that I’m more likely to get breast cancer…it’s divine punishment of the unruly. 」,Hval 否定了數據統計或科學分析的這些對女性的主流社會的「客觀」標準。因此,當上一代的人相信這些「証據」,以為人類正在進入上個世代的終結,「We’re at the end of history」,卻沒法解釋為甚麼我們仍然要為自已的身體自主而掙扎。「 Battle is over, and feminism is over & socialism’s over…Yeah, I say I can consume what I want now」相信這些說話的那些人,似乎沒有留意到資本/新自由主義社會底下的(消費)自由就是捆挷了我們的種種更廣泛的自由,即男女的性别自主,也正正是被消費主義的價值觀限制。

除此之外,《Apocalypse Girl》的製作使專輯非常連貫,無論在歌與歌之間的過渡在音樂和題材上都緊密連接著,顯而易見,Hval 的音樂已經不再只是承載思緒和感情的碎片,而更像是遊走在資本和宗教價值觀對性别的定型和捆綁的「think piece」。〈White Underground〉是轉折於〈The Battle is Over〉的短篇樂章,由著名噪音樂手兼專輯製作人Lasse Marhaug 編寫,white underground 可以是指一種死後的場所,像暗喻即使我們選擇了某種信仰,也只會換來一個白色的地底,一個虛假的天堂(false heaven)。而A面最後一曲〈Heaven〉緊接地呼應了這個信仰跳躍 (leap of faith)的疑惑。「O, Heaven, O, Heaven… I never was a girly girl, forgive me!」像一個信教的少女對自已未能滿足社會要求她成為「girly girl」的自白,編曲的豎琴和唱詩班人聲加強了這個宗教氣氛,對於這些選擇了以宗教的寄托使其掙扎得以慰藉,Hval 似乎未能贊同這種脱離現實的想法,為之後的宗教探討定下基調。

在性別的命題上,Hval 的哲學方向在B面開始則顯得較形而上。她對性別的透析沒有停留在「女性作為一個女性」的出發點,反而她想解構的,應該是去除性別的前設,「女性作為一個人」的生存理由。開首曲〈Why this?〉,Hval 追問「How thick is the surface?」這些物體的本質性。 「理智」(I’m complex and intellectual) 與「選擇被愛」(but I will say choose to be loved) 在本質上是否互相抵觸? ;〈 Somedays/Sabbath 〉(Hval 解釋前者原是後者的前奏) ,「Some days I feel like my body is straightened, … metal spikes embrace my spine, my face, my cunt. 」揭示著這種衝突的自我傷害,Hval 幻想,只有去除了社會的固定性别觀,她才能自由地去戀愛。「We ran willingly, horse-like, girl-like, boy-like. …and when I came closer we collided and kissed in the passing.」; 〈Angels & Anaemia〉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曲,Hval 質疑藝術的創作或能投射她的自身疑惑,但對解決問題的本身,歸根究底也是失敗。「Self-doubt, it’s what I do. … All that carry “me"… fuck, it’s certainly not “art."」。

但這是我對專輯需要挑剔的地方。首先,對比A面誠實和大膽的社會控訴,B面在拓展各種探討時,卻令人感覺曖昧和含糊,失去了原先清晰的輪廓。其次,Hval 似乎未有在音樂上投放相對的力量去襯托言詞上極為豐富和發人深省的內容。或許,音樂本身對Hval 來說比較純粹是一具載體而且。但這不代表她的編曲和作曲平庸,《Apocalypse girl》不乏在聲效上的實驗,不少歸功於座陣的多名實驗音樂場境裏的好手,如Marcus Schmickler,Okkyung Lee和 Øystein Moen。以專輯長約十分鐘的末曲〈Holy Land〉音樂來說,其Droning 曲風,多件樂器,包括大提琴淒麗的演奏和類似鐘聲的回旋,像在反諷聖地的虛假;標題雖叫 〈Holy Land〉 ,但開首卻是首尾呼應她在美國的異化經歷 (When I went to America I found myself to be not myself),似乎是在訴說資本社會的「自由」和傳統的宗教壓迫並無差異。結尾Hval 喃喃自語地重覆「I understand it in America…」,然後,一把不安的機械式女人呼吸聲隨隨湧現,像是表達「Apocalypse girl」只有無奈接受現實的悲慘。這種實驗音樂式的安排與言語上意識互相結合,配合 Hval 天賦的聲線,正是她最具說服力的表達。

4.2/5 (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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